摘要:東周趙國的青銅禮器組合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整體表現出階級差距逐漸拉大，組合形式發生改變的情況。通過對器物擺放規則、器用制度進行討論，認為器物組合表現了東周趙國存在禮制缺失與權力意識更迭的社會現象。

　　關鍵詞：東周趙國青銅器組合社會

　　東周時期屬于社會轉型與變革的重要時期，其變革不是單一階層、某一政策或一種制度的變更，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大變動[1]。銅器是兩周時期社會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組合進行研究有助于探究社會的禮制與思想變遷。目前關于東周時期的銅器組合研究主要集中在用鼎制度[2]、禮樂器制度[3]以及更加宏觀的禮器制度[4]研究等方面，針對特定國別的研究相對較少。

　　東周趙國產生于社會大變革與轉型的時期，其獨特的發展經歷必然有東周時期社會的影子。因而針對東周趙國青銅禮器器物組合的研究，有助于從銅器的視角去審視東周趙國的社會與思想變遷。截至目前，東周趙國青銅器在原平劉莊[5]、榆次棉綸廠[6]、邯鄲百家村[7]、邢臺南大汪[8]、涉縣李家巷[9]、邯鋼北大門[10]、柳林楊家坪[11]、長子牛家坡[12]、潞城潞河[13]、太原金勝村[14]、林州大菜園[15]、元氏楊家寨[16]、涉縣北關[17]、邯鄲市張莊橋[18]、武安市固鎮古城鎮[19]、和林格爾大堡山[20]、長治分水嶺[21]等地皆已發現。器類主要為鼎、鬲、甗、簠、鋪、豆、簋、敦、盤、鑒、匜、罐、盉、舟、罍、壺、炭盤、鍑等18類。

　　一、器物組合分析

　　東周時期青銅器的分期主要有六期說[22]與五期說[23]兩種觀點，但這是東周時期整個大的環境背景下的特點，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區域的實際情況。通過對東周趙國青銅器類型進行細致梳理，可將東周趙國青銅器分為春秋晚期、戰國早期與戰國中晚期三期[24]。本文在此分期框架內，探討37座隨葬青銅禮容器墓葬的具體組合情況。

　　(一)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墓葬共5座，為分水嶺M269、分水嶺M270、分水嶺M236、分水嶺M229、林州大菜園M301，具體組合如下。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組合以鼎為主，鬲、簠、敦、壺、罍為次，兼有甗、盤、鑒、盉、舟。春秋晚期晚段以鼎為中心，簠、豆、敦、盤、壺、舟、罍為次，兼有甗、鑒、匜等器類，不見鬲。此外，表一所見器物數量與出現頻次，展現出春秋晚期早段與晚段存在鼎、簠、敦、罍的組合以及鼎、豆的新組合。另一方面，縱觀墓葬面積，林州M301面積大于30平方米，分水嶺M269與M270大于25平方米，其余墓葬面積小于20平方米。雖然林州M301墓葬面積較大，但器類數量與種類不及分水嶺M269與M270。由于林州M301資料并未充分發表，不排除存在其余器類的可能性。聯系上文的器物組合，春秋晚期器物組合由上至下依次為10鼎2簠2敦2壺2罍、9鼎2簠2敦2壺2罍、8鼎2豆、1鼎2豆。可見第二等級開始的組合與第一等級組合出現區別，拋棄了敦，新增了豆的器類。總的來看，面積越大，器類組合越多。面積小于20平方米的墓葬不見甗、簠、敦等器類。

　　(二)戰國早期

　　戰國早期墓葬共13座，其中早段墓葬4座，為分水嶺M53、百家村M3、南大汪M1和金勝村M673;晚段墓葬9座，為金勝村M251、潞城潞河M7、分水嶺M10、分水嶺M106、山西長子M7、柳林楊家坪M1、邯鋼北大門、金勝村M674、涉縣李家巷M01。器物組合上戰國早期早段以鼎、豆、壺為主，兼有敦、盤、罍等器類。戰國早期晚段以鼎、豆、壺、盤為主，兼有鬲、甗、簠、鋪、敦、匜等器類。

　　此外所見器物數量與出現頻次展現出戰國早期組合以鼎、豆、壺為主。另一方面，縱觀墓葬面積，金M251墓葬面積大于100平方米;潞M7、長M7墓葬面積大于30平方米;分M53與南M1大于15平方米;其余墓葬小于10平方米。結合上文的組合來看，戰國早期墓葬的器物組合從上至下依次為27鼎12豆8壺、13鼎7豆2壺、7鼎5豆3壺、2鼎2豆、1鼎2豆或2鼎的組合形式。鼎、豆、壺數量差由上至下分別為15、4;5、5;2、2;0或1。可見，等級越低，數量差越小。總體來看，第一等級與第二等級差距較大，第二等級與第三、第四等級差距較小。

　　(三)戰國中晚期

　　戰國中晚期墓葬共19座，其中早段9座，為潞城潞河M8、百家村M57、山西長子M11、金勝村M88、金勝村M656、林州M801、原平M1、原平M3、分水嶺M11;中段3座，為分水嶺M25、分水嶺M126、分水嶺M258;晚段7座，為涉北M1、和林格爾M1、分水嶺M12、分水嶺M14、分水嶺M26、元氏楊家寨、榆次棉綸廠M11[25]。器物組合上戰國中晚期早段以鼎、豆、壺的組合為主，兼有甗、簠、敦、盤、匜、舟;戰國中晚期中段以鼎、豆的組合為主，兼有壺、鬲、敦、盤、鑒、匜、舟;戰國中晚期晚段以鼎、簠、盤、鑒的組合為主，兼有鬲、豆、敦、匜、壺、舟等器類。戰國早期晚段器類組合發生了一定的突變。

　　此外所見器物數量與出現頻次，可見鼎、豆、壺的主流組合已經出現松動，隨之而起鼎、鬲、鑒或鼎、壺、盤或鼎、鬲、豆等多種形式的組合。另一方面，縱觀墓葬面積，早段林M801墓葬面積大于30平方米，百M57與長M11墓葬面積大于20平方米，潞M8與分M11大于10平方米，其余小于10平方米。中段分M126墓葬面積大于50平方米，分M25面積大于30平方米，分M258面積大于20平方米。晚段分M12面積大于70平方米，分M26與分M14面積大于40平方米，其余墓葬面積小于15平方米。

　　結合器物組合來看，早段組合由上至下分別為8鼎10豆3壺、3鼎2豆2壺或2鼎2敦2壺、2豆1壺或1鼎2壺。器類間的數量差分別為2、7;1、0或0、0;1。中段組合由上至下分別為6鼎2豆2壺、5鼎1豆1壺、1鼎1豆。器類間的數量差分別為4、0;4、0;0。晚段器物組合由上至下分別為9鼎4鬲1鑒、7鼎2豆2壺、5鼎3鑒2壺、1鼎1豆。器類間的數量差分別為5、3;5、0;2、1;0。總體來看，隨著時間漸晚，器類間的組合逐漸松散，晚段更是發生了突變。器類間的差異逐漸縮小，這與該時期內無大型貴族墓葬有一定聯系。但是可以看出，中小貴族的差異在逐漸縮小。

　　二、器物組合的演變與特點

　　通過以上針對器物組合的討論，可以發現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晚期的器物組合，其主要的組合形式皆為“炊食器+盛食器+酒器”，等級較低的僅為炊食器或“炊食器+盛食器”的組合。組合的主要器類為鼎、豆、壺的組合形式，中晚期發生突變，具體演變如下。從器物組合上看，皆以鼎為中心，但配套器類經歷了諸多演變。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組合主要為鼎、鬲、簠、敦、壺、罍;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器物組合形成鼎、豆、壺的固定組合形式;戰國中晚期中段至晚段，器物組合中鼎、豆、壺的組合形式被打破，出現鼎、簠、盤等多樣的組合形式。

　　由此可以推定器物組合的演變主要為鼎、豆、壺的確立與消亡。從器物的具體數量與出現次數來看，春秋晚期早段，器物主要為9鼎4鬲2簠2敦2壺2罍的數量組合;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器物主要劃分為27鼎12豆8壺、13鼎7豆2壺或8鼎10豆3壺、7鼎5豆3壺或8鼎2豆、3鼎2豆2壺、2鼎2豆或1鼎2豆、2鼎等的組合形式。整體組合較為規整，基本以鼎、豆、壺三者的數量差劃分。戰國中晚期中段至晚段，器物主要劃分為9鼎4鬲1鑒、7鼎2豆2壺、5鼎3鑒2壺或6鼎2豆2壺、1鼎1簠1豆或1鼎等組合形式。

　　該時期器物數量與出現次數混亂，不同種類的器物均互相組合，沒有一定的章法。由此可以看到，器物具體數量與出現次數的演變主要為鼎、豆、壺有序組合的確立與消亡。從墓葬面積來看，春秋晚期銅器墓劃分為大于30平方米、大于25平方米以及小于20平方米三類，彼此間的器物組合差表現為最低等級與高一級差值較大，其余差值較小。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晚期早段，銅器墓劃分為大于100平方米、大于30平方米、大于15平方米以及小于10平方米四類。器物組合差依次為15、4;5、5或2、7;2、2;1、0或0、0;0或1。

　　可見第一等級差值遠高于第二等級，第二等級開始差值減小。戰國中晚期中段至晚段，銅器墓劃分為大于70平方米、大于50平方米、大于30平方米、大于20平方米與小于15平方米五類。器物組合差依次為3;4、0;5、3或5、0;1、4;3或0。可見各等級間差值呈現一定的無序狀態。總體來看，墓葬面積的演變主要表現為中小貴族墓葬面積逐漸增大，器物等差君主級較大，此后各級均較小，戰國中晚期出現了無序狀態。

　　綜上，器物組合的演變可以概括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為春秋晚期早段，器物組合較為混亂，墓葬面積較小且器物數量差值較低;第二階段為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器物組合形成了以鼎、豆、壺為中心的組合形式，墓葬面積增大且器物數量第一等級差值遠高于次一級，此后各級差值縮小。第三階段為戰國中晚期中段至晚段，鼎、豆、壺為中心的組合形式被打破，中小貴族墓葬面積急速增大但器物數量間的差值縮小，且逐漸演變為無序狀態。整體來看，器物組合的演變主要為墓葬面積的擴大、器物組合的確立與破壞以及高等級貴族差值的增大。由此也可以看到，器物組合演變的特點為階層的分化與傳統禮制組合的喪失。

　　三、器物擺放規則器物擺放規則是指青銅禮容器在墓葬內的擺放順序與方位，研究青銅禮容器的擺放規則，有助于理解族群的生死觀念與青銅禮容器內在的涵義。

　　四、器物組合與器用制度周代有一套嚴密的禮樂制度，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遵從它的設定[26]。周代的用鼎制度目前已為人所熟知，諸多文獻也有所記述。用鼎制度等器用制度的存在，表明周代社會存在一套固定且約定俗成的器用組合。通過前文已經明晰，東周趙國器物組合的發展主要表現為鼎、豆、壺組合的產生與破壞的過程。西周晚期，貴族權力的表現之一即為青銅器鼎、簋的組合。春秋晚期開始，鼎、豆、壺的組合形式取代了鼎、簋的組合形式。豆經常存在自名為簋的情況，反應出豆與簋存在親近與相生關系[27]。豆與簋的此類關系，表明鼎、豆的組合可謂是鼎簋制度的新的延續。該制度時間從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具體使用情況如表四。

　　五、禮制缺失與權力意識的更迭——器用制度的思考東周趙國奉行的鼎、豆、壺的器物組合僅延續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戰國中晚期中段開始即出現崩塌。此外，使用青銅禮容器隨葬的墓葬中，中小貴族的墓葬面積在戰國中晚期中段開始迅速擴大。這些現象皆表明，東周趙國在戰國時期存在禮制缺失與權力意識更迭的現象。]《史記·趙世家》記載：“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

　　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38]趙烈侯的此項任命，表明有才能之士通過推薦與君主的認可，也可以進入貴族的階級。此外，《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39]趙鞅作為非周王血親而走向權力巔峰的人，所用鼎鑄刑書一事即表明對傳統權力制度的蔑視，孔子的一番評論即表達出對趙鞅行為的極度不滿，體現出新興貴族階級對傳統權利模式的漠視。

　　《韓非子·孤憤》：“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40]表達出新生權力與舊有權力的沖突。東周趙國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早段的鼎、豆、壺的新組合形式與戰國中晚期中段以來的無序排列，皆表達出新興貴族對舊有禮制等級的蔑視。中小貴族銅器墓葬面積的不斷擴大，甚至于統治階級如趙王陵高大的封土，皆表明新興權力的新興趣以及新興權力意識的崛起。整體上，東周趙國青銅禮器組合的轉變，成為了東周時期社會禮制缺失與權力意識更迭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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