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年04月23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摘 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分析香港和廣東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情況及經驗,剖析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在資金投入、國際化辦學、專業設置等方面的特點,研究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的比較優勢,有助于借鑒香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經驗,推進廣東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協同發展。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香港職業教育;比較研究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標志著大灣區的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推進粵港澳職業教育在招生就業、培養培訓、師生交流、技能競賽等方面的合作,創新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方式,支持各類職業教育實訓基地交流合作,共建一批特色職業教育園區。香港高等職業教育起步早,發展快,特色多,廣東職業教育規模大、布局好、專業全。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研究對比香港與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有利于大灣區內進一步整合資源,取長補短,為打造世界一流灣區提供堅實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保障。
1 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投入比較
香港高等職業教育投入主要有三條渠道:政府投入、企業投入和學費收入[1]。目前,香港職業訓練局在校生的人均投入大約可以達到每年15 萬元港幣,其中,政府投入、企業投入和學費收入約各占三分之一。在政府投入方面,主要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專才教育經費撥款。
據香港統計年鑒顯示,2013 年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專才教育投入上的支出在 24~28億港幣左右,基本維持逐年遞增的狀態。考慮到專才教育主要由香港職業訓練局承擔,以職訓局在校生數作為專才教育撥款學生數,以此可以計算 2018 年香港專才教育生均撥款約為 4.9 萬,且自 2013 年開始保持穩步增長態勢。在企業投入方面,主要體現在“雇員再培訓局”的競爭性撥款。雇員再培訓局是專門負責為香港的合資格雇員提供技術培訓的機構,職業訓練局中的各個專業通過競爭,取得雇員在培訓局的授課資格,從而獲得撥款。在學費收入方面,香港的職業教育并不是全公益性的,學生要繳納每年 5萬 ~ 6 萬港幣的學費[2]。
廣東高等職業教育投入主要來源于政府撥款和學費收入,企業投入較少。目前,廣東高等職業教育生均投入約為 1.2 萬元。其中,政府撥款投入約 55%,學費收入約 45%。在政府撥款方面,據廣東省統計年鑒數據顯示,近幾年來,廣東省在職業教育上的投入一直維持在每年 3 億元左右[3],未見到顯著的增長。從 2012 到 2017年間,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的生均財政投入大約在每年 6 000 到 7 000 人民幣左右。廣東高等職業教育學費較低,公立院校一般維持在5 000~6 000 元人民幣左右。目前,廣東省高職教育投入中來自行業企業的投入較少。對比兩地教育投入水平及結構,不難發現:
第一,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生均投入水平高低決定了兩地教育基礎仍存在較大的差距。盡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僅占整體財政收入的 0.4%,但是其生均投入差不多是廣東的 8 倍左右。較高的投入為香港的職業教育提供了相對優厚的教學條件,包括高水平的師資、豐富的課程資源、先進的實訓設備、充足的教學場所等等,這些都保障了香港高等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相較而言,廣東的生均投入不足制約了職業教育發展,與全社會對職業教育培養“大國工匠”的期待不相符。
第二,粵港兩地高等教育投入來源結構決定了兩地教育投入資金效率存在差距。企業投入多有助于香港職業教育體系建立起以績效為導向的預算管理、資源分配和評估體制。香港職業教育的競爭性撥款來源于雇員再培訓局,各個專業需要經過競爭并達到雇員再培訓局的要求才能獲得這一款項,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專業的設置和人才培養方案緊貼行業企業需求,在人才培養質量上要達到行業企業要求的績效目標。與香港不同,廣東省職業教育撥款來源比較單一,績效因素在撥款中作用不明顯,對學校辦學成效的有效評估相對缺乏[2-3]。
2 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辦學比較香港高等職業教育
通過“引進來”“走出去”,主動接軌國際,實現了較高的國際化辦學水平,主要體現在:一是秉承國際化教育理念。香港是著名的“國際自由港”,香港經濟的特點是體量較小,開放度較高。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香港的職業教育一直秉承著“著眼世界”的理念,按照國際標準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4]。這種國際化教育理念不僅貫穿在學校戰略規劃中,同時也落實到實際的人才培養中。
二是執行國際化教育標準。香港職訓局一直采用國際通用教學標準教學,比如悉尼協議等,已經廣泛使用于工程教學。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數據顯示,目前香港專上教育與世界其他國際互認的專業數有 1160 個,其中有 58.8% 為“獲豁免課程”,“注冊課程”占 41.2%(注:此處的課程相當于內地的專業)[5]。
目前,全港提供的自費專上教育專業數有 286 個,約占全部認可專業的 20%[6]。由于教學標準的國際化,大范圍使用英文教學,使得畢業生面向國際企業和國際項目就業,有利于畢業生的長遠發展。三是引進國際化師生資源。目前香港高等教育的教授薪酬可以吸引到大量的外籍教師加入香港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同時,香港高等職業教育也從全球招收海外留學生,目前參加香港專上教育的海外留學生人數約為 2 000 人。外籍教師以及海外留學生帶來的多元文化環境無疑可以從全方面促進職業教育國際化。
相應地,國際化視野下培養出來的學生較為適合香港外向型經濟的特點,為香港各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力[7]。四是開展全方位國際合作。香港的職業教育脫胎于英國體系,與英聯邦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等地的聯系十分緊密,使其有條件與這些國家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
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之下,隨著香港與內地的聯系進一步加深,香港的職業教育正在進一步加深與內地的合作,雙方在文化制度方面的融合會進一步完善香港職業教育的國際化。廣東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步伐伴隨著經濟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而加快。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廣東自貿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背景下,開放、交互優勢極為明顯。廣東毗鄰港澳,地理相近,人文相親,交流頻密,為粵港澳三地加強高等職業教育合作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廣東高等職業教育邁向國際化的第一步,就是加強與港澳職業教育的合作,目前粵港澳職業院校教師交流互訪已形成常態,粵港澳學生交流交換也較為常見。在此基礎上,廣東高等職業教育開始“引進來”“走出去”,比如參照“華盛頓協議”和“悉尼協議”,引入世界通行的企業技術或行業職業標準,引進或對接國際權威職業資格證書,同時開始使用國際通用的教育教學標準或國際課程體系制定國際化人才培養方案。學生海外游學人數、在校生國(境)外實習人數、學生參加國際競賽獲獎數及學生海外升本或就業人數逐年提高。
2017 年,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廣州涉外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先后開始招收國際貿易、國際商務、鐵道機車、商務漢語等專業的國際生,推動廣東職業教育國際化邁上新臺階。對比分析發現,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有兩個特征:
第一,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仍存在較大差異。香港采取了與國際職業教育全面接軌的方式,而廣東高職教育則在吸收國際標準的基礎上融合我國的職業標準,伴隨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將中國的職業標準帶向全球,兩者國際化路徑不同。雖然廣東高職院校國際化形式多樣,多點開花,但是在國際化模式上創新度仍缺乏整體規劃。
特別是在中外產學研合作項目、建成海外技能培訓中心、海外實習基地等方面仍是短板。大部分國際交流項目基本保持在保本運行狀態或者還在投入期,國際化目前帶給高職院校的經濟效益不明顯。在國際生管理體制、師資國際化程度、課程體系與國際標準的對接程度等方面都有待提高。在開發并被境外采用的國際化教學標準數、課程標準數、專任教師服務“走出去”企業境外指導時間、專任教師在境外組織擔任職務數等方面還有欠缺。
第二,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合作空間大。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企業需要走向國際化,中國企業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政治、商業、法律和文化的風險與挑戰。具有國際視野的應用技術人才需求將會不斷增大,因此職業教育的國際化是必然的趨勢。廣東省經濟基礎好,外向型企業多,更需要具有寬廣的國際化視野和強烈的創新意識,熟悉掌握國際慣例,具有較強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具有堅定的文化自信,能經受多元文化沖擊的國際化人才。
廣東省高職院校迫切需要通過機制體制創新和加強校企合作,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走向國際,打造具有國際水平的中國職業教育品牌。特別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與發展,粵港兩地經濟聯系進一步加強,廣東省強勁的內需和堅韌的經濟發展動力與香港外向型經濟會形成良好的互補。可以預見,粵港兩地人才的流動會進一步加強。粵港兩地職業教育需要著眼于廣東省等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點,做好人文溝通、技術培訓,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廣闊的就業空間。
3 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匹配程度比較
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經濟結構高度集中。2018 年,在香港 GDP 構成中,服務業占比93.1%,建造業占 4.5%,其他行業占 2.4%。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游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是香港四大傳統服務行業,分別占 GDP 的19.7%、21.2%、4.5%、12%, 合 計 占 GDP 的57.3%[8]。
此外,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以及樓宇業權服務占 GDP 的比重分別達 18.5%和 10%。香港高等職業教育堅持需求導向型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專業設置上與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基本匹配。按照香港職訓局高級文憑分類,職業教育文憑課程 102 類,分別為應用科學(17 類)、商業(15 類)、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5 類)、設計(17 類)、工程(15 類)、酒店及旅游(13 類)、資訊科技(12 類)、跨學科課程(6 類)。
從文憑開設課程來看,商業、設計、資訊、酒店旅游以及配套社會服務等服務類專業文憑超過七成,如果加上其他類別中一些服務業管理以工程管理服務課程,如應用科學類文憑中的配藥學、醫療保健、視力保健護理,工程類文憑中建造管理學,跨學科課程文憑中的音樂娛樂及藝人管理等,面向服務業的課程文憑比例更高。
總體來說,香港職業訓練局的專業文憑設置基本上與香港以服務業、建造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相匹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香港經濟中傳統的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和金融及保險業優勢仍在,工商業服務以及金融服務類文憑課程仍占有較大的比例。此外,近些年香港特區政府致力于推動將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因此文化創意設計類專業數量增長較快,涵蓋珠寶設計、時裝設計、建筑設計、演藝設計、媒體設計等。廣東經濟總量全國第一,近年來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經濟結構變化最顯著的特征是第三產業持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穩中有降。
2019 年,第一、二、三產業在 GDP 中的比重依次為 4%、40.5%、55.5%。其中,第一產業比重比 2014 年提高了 1.3 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比 2014 年下降 5.9 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比 2014 年上升了 4.6 個百分點。考慮到全部專業設置數據難以全面獲取,本文通過考察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重點專業設置情況來分析相關情況。廣東高等職業教育從 2015年開始設立重點專業,到 2018 年共設置 221 個重點專業,主要分布在財經商貿類等 17 個專業大 類 中。 從 重 點 專 業 設 置 情 況 來 看,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財經商貿類專業設置偏多,占全部專業的比重近四分之一,這與當前社會“金融熱”不無關系。二是電子信息、裝備制造類專業設置相對較多,約占全部專業的三分之一,這與廣東以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機電制造為主導的工業結構基本上是相匹配的。三是面向現代服務業特別是商業服務(比如國際貿易服務、會展經濟服務、批發零售服務、百貨營銷服務)相對偏少,這與廣東外貿經濟大省、服務業大省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對比分析發現,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有兩個特征:一是香港的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與產業的匹配度更高。
這主要得益于香港職業教育中高效的校企合作機制以及資金分配機制。由于香港職業教育的大部分資金來源于產業,因此按照產業需求進行專業的設置,是香港職業教育的一貫傳統。二是在生均撥款制度下,廣東高等職業院校更傾向于設置報考率較高的專業。比如,我們調取了最近 5 年廣東省重點支持建設的專業,發現重點專業中有近四分之一(23.08%)屬于財經商貿大類。財經商貿大類是廣東考生傳統較為偏好的專業,加上財經商貿類的學費較理工類略低,也使得專業報名火爆,學生錄取后報到率也較其他專業高。經過二十幾年的快速發展,財經商貿類專業實力大大增強,在廣東省重點專業中占據了較高的比例。
如果進一步深挖,我們還會發現,廣東省各個高等職業院校基本設置了財經商貿專業。財經商貿專業數量多,專業建設強已是不爭的事實。相較之下,在經濟總量中占比較高的第二產業,則沒有受到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的充分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考生傳統不是特別青睞工科專業,第一志愿報考率和新生報到率普遍不高。工科專業生源不足,發展困難,一直是廣東高職發展的痼疾。工科類專業設置偏少與廣東提出的制造業強省的要求不相適應。
4 對策與展望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可知,粵港兩地高等職業教育在經費投入、國際化辦學以及專業設置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等系列文件的發布實施,職業教育作為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的主力軍和蓄水池,對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廣東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迎來新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擔負著更加光榮的歷史使命。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廣東高等職業教育應著重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同時借鑒港澳地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經驗,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改革創新。
4.1 推進高校評估體系與分配體制改革,引導建立多方參與的市場化辦學機制當前,我國面向職業教育的財政撥款制度以生均財政撥款為主,企業投入、行業投入都比較有限。由于獲得資助的來源比較單一,高職院校把招生數量作為謀求發展的關鍵指標,而對人才培養質量方面的要素,如學生就業、校友發展、專業建設、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創新方面的重視程度不夠。依據投入產出理論,高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應該與學校的辦學質量掛鉤,才能真正體現資金的利用效率。因此,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需要進一步推進高校績效評估體系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改進管理模式,引入競爭機制,實行績效評價,進行動態管理”[9]。
特別是在當前生均撥款的基礎上,應該引入辦學質量考核,對職業院校開展綜合評價,根據評價結果對不同職業院校給予不同的撥款調節系數,以促進經費使用時的績效合理化。同時,進一步深化“管辦評”分離,鼓勵設立第三方評價機構進行績效評估。通過合理制定評價指標體系,評價職業院校教育教學工作的全過程。同時引入企業投資,將辦學行為市場化,也能有效地提高辦學資金的使用效率。
4.2 改革優化行政治理,提高企業在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中的話語權一是確立先進的治理理念、加強制度設計、用好辦學自主權、推進去行政化。在深化綜合改革、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背景趨勢下,高職院校需提升自主辦學能力。在這方面廣東省可借鑒香港職訓局的經驗,加強董事會和學術委員會的建設。董事會負責行政管理,學術委員會負責學術管理,使高職院校較好地完成去行政化的任務。董事會可以參照香港職訓局常務委員會架構,由高等職業教育利益相關方組成。
一般來說應以教育主管部門為主導,董事會的成員包括行業企業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等。董事會的成員代表了不同領域和不同領域在高職教育中的利益,其主要職能包括:決定學校總的主要工作目的,推舉校長,增加學校的有形資產,維護學校的聲譽,監督學校的各項項目執行。在這里,要特別強調重視校友參與度。校友在溝通學校與社會、捐贈財物,提升學校聲譽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高職院校中也應該加強學術委員會的建設,學術委員會統籌管理專業建設、教學內容、教學改革、科研事務、學術道德等。
二是增強企業在職業院校治理上的作用。《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到,企業將成辦學主力。從外部治理看,市場對于人力資源數量、規格的要求是最為敏銳的、因此增強企業在職業院校專業建設上的決定權,才能使得高等職業院校有效地服務實體經濟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培養出合乎產業要求規格的人才。企業在高職院校專業設置中話語權的提升,可以通過以下多個途徑:
第一,購買學校教學資源。目前企業較前10 年更為重視人力資源的培養,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部門開辦了培訓部,設立了專門人員。但是,從降低成本角度來說,企業培訓完全可以采取購買學校教學資源的形式進行。高職院校通過長期的建設,在師資團隊、科研環境和技術研發方面較企業具有比較優勢。高職院校開發適合企業培訓的教學資源包,并將其推向市場。企業通過購買這些資源包可以使得自己的員工獲得更為全面的教育,更為科學的培訓,使得企業員工的技能水平上升到一個臺階。
第二,開展學徒制培養。學徒制可以保障學校按照企業要求的人才規格進行人才培養。近幾年,我國的各個高職院校通過借鑒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學徒經驗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我國的現代學徒制已經進入到建設的深水區。通過進一步完善適應學徒制的學生和員工雙主體身份的制度、法律文件,同時及時落實企業培訓學徒配套資金支持,可以進一步規范學徒制的建設與管理,提高企業參與學徒制的積極性。
第三,投資辦學。校企合作的最高形式仍然是企業投資辦學。企業投資辦學可以使企業作為社會主體深入參與職業院校辦學全過程,包括專業建設、校園治理、財務監督等。企業辦學可以為高職院校引入社會監督和市場競爭,使得高等職業教育保持對市場的敏感性,促使學校辦學更為靈活,能夠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專業建設、人才培養思路和方法。
4.3 優化師資結構,強化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保障優質的教師資源是保障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基礎。廣東高職在師資建設上應著眼“中國職教走向世界”,下大力氣提高高職師資水平。具體措施可包括:
一是鼓勵并推動應用型本科院校師資轉向職業教育。目前,我國定位于應用型本科的高等院校不在少數,但是教師層面真正開始瞄準行業一線進行教學科研,并把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納入教學的少之又少。這一部分教師如果能及時轉變觀念,深入職業教育領域精耕細作,這將會大大充實職業教育領域教師數量,并提高教師素質,從而帶動并倒逼高等職業教育教師提高自身水平,瞄準更高的發展目標。
二是加強職業院校教師培訓與人才的引進。目前高等職業教師是在薪資待遇和科研經費支持力度方面無法與“雙一流”高校媲美,因此高等職業院校引進高端人才難度較大。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就一定要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師的待遇,吸引各領域、各行業、各地域的優秀拔尖人才,能工巧匠、企業高工高管、行業協會專家進校門、上課堂、做科研、促教改。
三是加強績效考核。在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績效考核制度和績效工資分配制度方面,應對標《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教育改革的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力資源績效考核制度建設,激發二級學院教育教學改革的積極性,為高職院校全面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擴容提質、開展“1+X”證書制度改革試點、落實“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等方面,提供強有力的績效激勵制度保障,確保高職院校在貫徹《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落到實處、落在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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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曉燕